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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台灣觀點:日記、報紙與詩作中的「安重根槍殺伊藤博文事件」(上)

2017/07/10 17:41:25 聯合新聞網 廖振富

文/廖振富(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通過歷史教科書,或許多數台灣人知道「伊藤博文」就是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方代表,但我們不太知道的可能是,這位在日本政壇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最後是被槍擊身亡──1909年10月26日,曾擔任日本在韓國設置「統監府」第一任統監的伊藤博文,遭韓國人安重根槍殺,死於中國哈爾濱車站。如何定位與詮釋這段錯縱糾葛的歷史,至今仍牽動著韓國、中國與日本之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敏感神經。(註1)而更值得探究的,毋寧是此事件在20世紀初期、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激起的漣漪。

左:伊藤博文不僅是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方代表,也曾經擔任設立於韓國的日本「統監府...
左:伊藤博文不僅是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方代表,也曾經擔任設立於韓國的日本「統監府」第一任統監,與中國、台灣、韓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右:安重根(1879-1910),字應七,出身朝鮮名門順興安氏,因目睹國家淪喪而投入愛國獨立運動,1909年在哈爾濱車站暗殺統監伊藤博文,雖然國家淪亡的命運並未因此改寫,但在韓國獨立運動史上,這一頁歷史始終以愛國史詩般的傳奇型態被牢牢記憶,其「民族英雄」的地位亦傳頌不衰。

「安重根」事件的前因後果

說到韓國(朝鮮)、日本與中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最具指標意義的應該就是甲午戰爭。從歷史觀點來看,韓國由於處在中國、日本兩大強權勢力競奪的樞紐地帶,不得不倚賴強國以自保,經歷多次政變與武力紛爭,1885年中日兩國代表李鴻章、伊藤博文於天津簽訂《中日天津條約》,兩國均自朝鮮撤兵,並約定:「將來朝鮮如有事,清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行文知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894年朝鮮東學黨起事,中國、日本先後派兵入朝鮮,進而引爆甲午戰爭。不料中國清朝大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兩國仍由李鴻章、伊藤博文擔任簽約代表。條約議定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並割讓臺灣予日本。就韓國與臺灣而言,甲午戰爭最重大的影響在於同時決定朝鮮與臺灣的命運:臺灣從此淪為日本殖民地,而中國也喪失了對朝鮮的實質影響力,致使朝鮮逐漸被日本所掌控。

首先是1904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強迫韓國簽訂《日韓議定書》,由此獲得對其國家事務和軍事行動的干涉權,顯露併吞韓國的野心。1905年,日韓訂立《日韓保護條約》(又稱《乙巳條約》、《第二次韓日協約》),韓國進一步成為日本的保護國。1907年7月24日,駐韓國京城的日本朝鮮統監伊藤博文與韓國總理大臣李完用簽訂《丁未七約》,至此韓國徹底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安重根之所以槍殺伊藤博文,便是因著這樣的時代背景。

伊藤博文死後,「立刻合併韓國」的主張成為對朝鮮政策的主流。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在中國旅順監獄被執行死刑;同年8月,日本與韓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規定韓國所有主權永久讓與日本。據此,日本在韓國設朝鮮總督府作為最高統治機關,韓國可謂正式亡國,此即所謂「庚戌國恥」。由於朝鮮總理李完用擔任合併簽條約的全權委員,因而被視為「庚戌國賊」之首。雖然槍殺事件無法扭轉韓國被日本併吞的命運,但在韓國獨立運動史上,這一頁歷史始終以愛國史詩般的傳奇型態被牢牢記憶,進而多方書寫演繹,至今傳頌不衰。

仕紳文人日記中的微聲

夾處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同樣置身於被殖民狀態的台灣,是如何看待、記載安重根槍殺伊藤博文事件?透過已經出版的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與尚未出版的「傅錫祺日記」,以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系列報導,我們大約可以一窺當時民間仕紳階層和統治當局的觀點。

張麗俊(1868-1941)與傅錫祺(1872-1946)均為出身於台灣中部的地方仕紳,且同為櫟詩社成員。前者為豐原地區保正,是殖民政府推動各種政策最基層的實際執行者;傅錫祺則擔任櫟社社長長達三十年,又是報社漢文主編,後來還成為潭子地區的街庄長,人脈與社會交遊廣闊,論影響力與知名度,略高於張麗俊。在1909年10月26日這天的日記中,傅錫祺寫著:

午前后俱入社。正午林樹奎氏來訪,出詩數首相示。夜訪林金章君於于洽成布店。伊藤公爵在哈爾濱為朝鮮人狙擊,受三彈而斃。

由於日記本的書寫空間有限,內容極為簡要,屬於備忘性質。值得注意的是,傅錫祺對此重大事件沒有任何評論,只在日記方框以外的空白處各加四個黑圓圈,判斷應該是針對重大事件的特別標記。由於他在報社任職,接收重大新聞特別快速,所以馬上將此事記在當天日記裡。當時臺灣人中,能這麼快速獲知此一訊息者並不多。而他只陳述事實而不加評論,反映的不只是其性格的保守,也可能顯示當時言論的顧忌。

傅錫祺1909年10月26日日記,記載伊藤被槍殺。圖/廖振富提供
傅錫祺1909年10月26日日記,記載伊藤被槍殺。圖/廖振富提供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則是在事件發生後數日,才在11月1日記述如下:

晴天,往墩,赴保正例會期。近十時支廳長城與熊氏、警部補杉山氏及各庄巡查等俱來役場開會云:此本月廿五日官廳裁減,廿六日公爵伊藤博文氏被雲知安等匪徒在哈爾濱列車站狙擊,現時民有何言?又諭:再招募愛國婦人會,派買愛國婦人會月報;並諭現冬秧籍共同等件,十一時散會。回到振通煙店,遇春池在此,因並坐談午飯。午后,諸君合奏管絃,直流連傍晚乃歸。晚飯畢,振發又來邀同往墩街玩演劇,近十時方歸寢。(註2)

張麗俊這一天的日記,主要是記錄因擔任地方保正,到役場(區公所)參加上級長官召開的例行會議,支廳長首先關心的就是台灣民間輿論對於伊藤博文被刺殺事件有何反應?顯見日本當局對臺灣的監視掌控相當嚴密而全面。張麗俊不但以平淡的語氣敘述過程,下文甚至提到散會後當天下午至夜晚,他到街上訪友,聽樂器演奏,晚上再度出門觀賞戲劇,顯見對此事並無特別感受。再者,日記裡將安重根的姓名寫錯,並直接轉述日本當局「匪徒」的用語,都反映他對此事的理解非常有限。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4。《水竹居主人日記》是豐原地方仕紳張麗俊的日記,日記以工整楷書,詳載日本時期豐原的民生、社會種種,時間長達二十八年。藉由本書可閱讀到當時商社經營、人際悲歡、台灣禮俗及張家的家族史等第一手資料,是認識20世紀前半台灣社會變遷重要的史料。

從以上兩則記載可知,發生在遙遠中國東北的重大事件,並未引起台灣民間社會的特別關注。傅錫祺在日本人創辦的報社「臺灣新聞社」工作,故接觸訊息較為快速,對國際局勢的掌握也比較敏銳,所以當天夜裡即將此事記錄在日記中。報紙雖多日持續報導後續發展,臺灣仕紳階層最典型的反應是在官方媒體上寫詩表達對伊藤博文死亡的哀悼,其中應該有不少人是出自政治表態的動機,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討論出現。

日本官方媒體的大肆報導

《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官方媒體,自事件爆發、案件審判過程,到安重根被處死,該報的報導訊息多達數十則。但奇怪的是,以臺灣人為主要讀者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事件爆發次日的10月27日完全未提及伊藤已遭槍殺,只在頭版第一條登出如下的簡短訊息:「伊公北行權止:伊藤公之北京行,權行中止。」似乎刻意隱瞞伊藤博文去世的消息。延遲兩天之後,10月28日第2版該報才刊出「嗚呼伊藤公」的中文報導;同日第3版,另有「伊公遇害後聞」報導被槍殺經過;第4版則是與日文版前一天內容相同的20通密集電報(由於中文版報導比日文版因為慢了一天,所以電報多了10餘通)。

刊登於1909年10月28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伊公遇害後聞〉,為距離伊藤博...
刊登於1909年10月28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伊公遇害後聞〉,為距離伊藤博文被槍殺兩天後才曝光的漢文報導。

檢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其所呈顯的內容大致涵蓋以下幾方面:安重根的出身背景、槍殺伊藤的動機、日方的押解遞送過程,以及他在獄中的狀況等。這些資訊多篇幅簡短,較為完整的內容則是審判的經過(側重在辯護人之辯詞),以及神父洪錫九(法國裔韓人)在安重根行刑前會見他的情況等。歸納起來,報導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強調日方對待犯人寬大,以及審判過程的公開公正;再者,也詳細刊登神父探視安重根的訓誡內容,借宗教觀點批評其不是。其二,以負面形象描述安重根的文字縫隙裡,在不經意間,仍會透露出安重根的凜然不屈、具備強烈愛國心的人格特質。

強調統治當局的「寬大為懷」

既入囹圄,似有滿足我當道之善遇之者,元來監獄之處置韓人,固無異於對清人,然於彼安氏,特用準邦人之待遇,日在獄中,許運動三次,而調查拷問時,亦不以鞭韃及其身,而僅聞其所欲言者。(註3)

這段文字描述了安重根在獄中的情形,字裡行間接透露出當局對安重根採取與日本罪犯相同的標準,一天可以運動三次,拷問時不以鞭子箠打身體,讓他能以自由意志應答云云,由於這僅屬單方面的官方說詞,是否屬實,恐怕難以確定。至於所謂「似有滿足我當道之善遇之者」,無非是日本當局自我粉飾與主觀想像之詞。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獄中之安兇〉,1909年12月10日,1版。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獄中之安兇〉,1909年12月10日,1版。

從標題來看,該報對安重根最常使用的是名詞是「兇漢」,其次是「刺客」。而強調審判公開,對待犯人寬大,是報導所極力強調的。例如:

旅順電稱,去十二日下午,復開安重根等公判,水野辯護士論曰:「被告較諸馬關事件之小山六之助(註4),大津事件(註5)之津田三藏,星亨之伊庭想太郎(註6)等,殊宜同情者,故比此三數人,更宜從輕處罰,既賭以生命之罪犯等,縱若何重究,亦非法律懲戒之目的也。伊藤公在維新之初所為類此等,何止一再。今於被告等,如處以極刑,公必不快於地下矣。列國知本邦深惜公之不幸,必甚憎被告,今以感情上,而重刑之,定至於疵議也。故於安重根須照刑法百九十九餘,從輕處以懲役三年,最為至當。」(註7)

這則報導詳細記載了水野辯護士的辯護詞內容,甚至以「馬關事件」中刺殺李鴻章的日人小山六之助、「大津事件」中的津田三藏、日本國內刺殺星亨的伊庭想太郎類比,認為應該比上述三人更值得同情,主張應該輕判三年。純就辯護內容來看,似乎充滿人道精神,但終究不能發揮任何實質效用,那麼發佈這種文字的真實目的何在?──無非是塑造日本法律制度嚴謹,法庭審理過程注重被告人權之「公正」形象罷了。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刺客公判〉,1910年2月16日,2版。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刺客公判〉,1910年2月16日,2版。

註1:2013年6月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國時,曾向中國提出在哈爾濱車站興建安重根紀念碑的要求,後來獲得中國官方同意。2013年11月,韓國總統朴槿惠接見到訪的中國官員時,對中國同意表示感謝。隨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則對韓國此一計劃深表不快,他甚至譴責安重根是「犯罪者」,指稱韓國此舉將不利於日韓關係。而中、韓雙方非但不理會日本的反映,更進而將原先紀念碑的規劃擴大為設立紀念館。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紀念館在哈爾濱車站落成開幕,日本官方對此極為憤怒,並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及南韓使館提出抗議,而代表南韓政府的訪問團則在5月上旬正式到訪哈爾濱該紀念館。在韓國與北韓,安重根是共同尊敬的民族英雄,他的故事都曾被拍成電影。根據最近新聞報導,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將與韓國合作重拍安重根的故事,從時間點來看,這應該不是巧合。若將上述事件發展,放在當代國際政治脈絡觀察,不難看出:安重根的歷史定位與詮釋,已成為當前韓國、中國、日本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具體表徵。

註2:許雪姬主編,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二)1908~1910》,頁28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註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獄中之安兇〉,1909年12月10日,1版。

註4:1895年3月24日,在馬關刺殺李鴻章之日人,姓名應作「小山大之助」,「六」報紙誤刊「大」。

註5:大津事件,1891年5月11日, 俄羅斯皇太子尼古拉正在日本訪問,滋賀縣大津市警備巡査津田三藏意圖刺殺皇太子,所幸殺人未遂事件。

註6:明治34年(1901年),「心形刀流」第十代宗家伊庭想太郎,於東京市廳參事會內,斬殺貪污收賄的市議會議長星亨。

註7:《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刺客公判〉,1910年2月16日,2版。

下篇:兩種台灣觀點:日記、報紙與詩作中的「安重根槍殺伊藤博文事件」(下)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是我國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自2003年開館以來,即致力於典藏珍貴的臺灣文學文物、研究出版各類臺灣文學圖書,推廣並展示多元的臺灣文學內涵。希望透過各種路徑,讓臺灣文學回歸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安頓身心的重要力量。國立臺灣文學館:http://www.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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