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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車,吹送新氣息——楊熾昌與風車詩社

2017/06/19 12:29:38 聯合新聞網 周華斌

文/周華斌(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人員)

戰後,「狂人」紀弦曾自稱是將現代詩「火種」帶到台灣的先驅。事實上,這之前,早在日治時期,楊熾昌就已於故鄉府城撒下現代詩的種子。

現代詩的種子

楊熾昌(1908-1994),台南人,1930年赴日求學,後因父病返台。回台後,結婚生子,從事文學創作、擔任報紙學藝欄編務、組成詩社,緩緩撒落由日本帶回的現代詩的種子。

1932年1月,楊熾昌與林招治結婚。當年說親時,女方說出了讓男方感動的告白:倘若楊為了文學而得去乞討,林願意替他背「ka-chì」。「ka-chì」是藺草編的袋子,也是早期乞丐的乞討裝備;正如台語諺語:「嫁雞綴(tòe) 雞飛,嫁狗綴狗走,嫁乞食就揹(phāiⁿ)ka-chì 走」,林的意思就是嫁雞隨雞,縱使楊因文學而窮困,甚至一起去乞討,也全心支持。

婚後,楊熾昌果真開始陸續於《臺南新報》發表現代詩、小說等創作,曾使用水蔭萍人、柳原喬、水蔭萍等筆名。1933年,楊因代行《臺南新報》學藝欄編務的機緣,與投稿者結識為文友,並於同年和文友成立「風車詩社」。

早在日治時期便在台灣文壇灑下現代詩種子的台南詩人楊熾昌(1908-1994)。圖...
早在日治時期便在台灣文壇灑下現代詩種子的台南詩人楊熾昌(1908-1994)。圖/文訊文藝資料中心
風車詩社同人合影,前排左一李張瑞,後排左起張良典、楊熾昌。圖/《水蔭萍作品集》,...
風車詩社同人合影,前排左一李張瑞,後排左起張良典、楊熾昌。圖/《水蔭萍作品集》,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風車詩社經日本引入現代主義,提倡源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同人成員共七位,除楊熾昌外,還有林永修(筆名林修二)、李張瑞(筆名利野蒼)、張良典(筆名丘英二、椿翠葉)、尚梶鐵平(筆名島元鐵平)、岸麗子、戶田房子。1933年10月以法文的「Le Moulin」(風車)為名,創刊同人詩誌《風車》,至1934年為止,共發行四輯,每輯只限定發行75份。第1輯及1934年1月、3月發行的第2、3輯都是由楊熾昌主編,1934年9月第4輯改由李張瑞主編,後即廢刊。若說西脇順三郎等人與《詩と詩論》是將超現實主義引進日本詩壇的領航者,那麼毋庸置疑的,楊熾昌等人與《風車》自然是台灣超現實主義系譜的先驅。

為何取名「風車」?楊熾昌曾告訴學者呂興昌,原因有三:一、受法國名劇場「風車」影響,二、嚮往台南七股、北門等區域的鹽分地帶有風車的景象,三、認為台灣詩壇已走投無路,需要吹進新空氣、建立新氣象。就這樣,楊熾昌不僅進行個人的現代詩創作實踐,還擔任《臺南新報》學藝欄編務、組成風車詩社,希望推動超現實主義詩風,將新風送入台灣文壇。

《風車》詩誌第3期,楊熾昌(水蔭萍)主編,刊載利野蒼(李張瑞)、水蔭萍、林修二詩...
《風車》詩誌第3期,楊熾昌(水蔭萍)主編,刊載利野蒼(李張瑞)、水蔭萍、林修二詩作,隨筆則有水蔭萍〈西協順三郎的世界〉和利野蒼〈作為感想〉,以及柳原喬小說〈花粉與唇〉,最後是水蔭萍之〈編輯雜錄〉。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薔薇詩人」

然而,風車詩社的風格並不見容於彼時的台灣文壇。日治時期因文壇以寫實主義為主流等種種因素,致使風車詩社提倡的現代主義風潮難以引起較大的共鳴。

1930年代,於台南佳里、北門、七股等濱海地區,也逐漸出現「鹽分地帶」詩人群,正是以社會寫實為主調、十分活躍的文學集團。其中一名大將郭水潭,曾於1934年《臺灣新聞》發表〈寫在牆上〉,戲稱風車詩社同人為「薔薇詩人」,批判其:「壓根兒品嘗不出時代心聲和心靈的悸動,只能予人以一種詞藻的堆砌,幻想美學的裝潢而已」。郭水潭的這一段話,相當程度代表了當時文壇對風車詩社「沒有落實的時代背景」、「遠離這個活生生的現實」的看法。

戰後,楊熾昌於1980年11月7日《聯合報》發表〈回溯──一個時代的終焉〉,回應上述質疑:「文學技巧的表現方法很多,與日人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有更引發日人殘酷的摧殘而已,唯有以隱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寫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凶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方式寫出……有鑒於寫實主義備受日帝的摧殘,筆者只有轉移陣地,引進超現實主義。」亦即,楊熾昌當時自有其「現實性」、「反抗性」,風車詩社也是在這個幽微隱晦的理念下由其催生。然而,外界的誤解,導致結局就如其於散文集《紙の魚》〈後記〉所述:「由於社會一般的不理解而受到群起圍剿的痛苦境遇,終於以四期就廢刊」。算起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風車》即宣告夭折,但楊熾昌個人並未因此而停止文學創作,至少到1941年仍持續有作品發表。

1980年代,楊熾昌於《聯合報》發表〈回溯——一個時代的終焉〉一文,回應日治時期...
1980年代,楊熾昌於《聯合報》發表〈回溯——一個時代的終焉〉一文,回應日治時期詩壇對於「風車」「現代主義」詩風的質疑。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熾昌,《紙の魚》,台南:河童書房,1985。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楊熾昌,《紙の魚》,台南:河童書房,1985。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報導班員

1935年12月,楊熾昌獲得《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試用機會,隔年正式錄取為準社員,1941年任「臺灣日日新報社」台南支局編輯員。1943年「臺灣新聞會」成立,實施新聞記者資格審查,他獲得新聞記者證。1944年《臺灣日日新報》與五家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楊熾昌被派往「台灣新報社」總社社會部,負責交通局、專賣局新聞。同年10月被總社命令以軍事部員的身分前往南部支社,不久被臺灣第十方面軍徵召為報導班員,佩帶臂章第7號,派往海軍特工隊基地工作,後飛往西里伯島、菲島、宮古島等地採訪。1945年7月因飛機受攻擊,飛返臺南,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臺灣軍報道班員」臂章。「臺灣軍報道部」是日治時期隸屬於台灣軍司令部的文宣單位,...
「臺灣軍報道班員」臂章。「臺灣軍報道部」是日治時期隸屬於台灣軍司令部的文宣單位,集合眾多文藝、美術、寫真、新聞、音樂方面的人才。1945年,楊熾昌調任《臺灣新報》總社軍事部,被臺灣第十方面軍徵召為報道班班員,派往海軍特工隊基地工作,後飛往西里伯島、菲島、宮古島採訪。此臂章應即為他任職於軍報道部時所配戴。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1993年,楊熾昌辭世前一年,曾投稿三篇隨筆給日本學者西田勝主編的雜誌《地球の一点から》,在〈台湾の戦ひ――ある報道班員の手記〉(台灣的戰爭――某報導班員的手記)一文,便敘述有關日治末期於報社任職時其受軍隊徵召擔任報導班員期間,經歷的戰事,感受的時局、社會動盪,甚至是台南當時的情形。

〈台湾の戦ひ――ある報道班員の手記〉手稿。此文發表於西田勝主編之《地球の一點から...
〈台湾の戦ひ――ある報道班員の手記〉手稿。此文發表於西田勝主編之《地球の一點から》54號,楊熾昌在其中回顧了日治末期的戰事,以及任職於報社期間受軍隊徵召,擔任報導班員的經歷。圖/國立臺灣文學館館典藏

風車再現

《風車》詩誌只發行四期,又歷經時代變化,連楊熾昌生前都以為已完全佚失。1995年,楊熾昌三子楊皓文先生與呂興昌教授在整理遺物時,意外尋獲第3期《風車》,且恰好是在《水蔭萍作品集》定稿前,因此還來得及將部分內容收錄其中。

《水蔭萍作品集》於1995年由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主要歸功於學者呂興昌的整理、詩人葉笛的翻譯,內容包含楊熾昌的詩、小說、評論,以及論者對楊熾昌、風車及其作品的評論、研究資料。雖然《水蔭萍作品集》是楊熾昌辭世後才整理完成,但在此之前他已經得知確定出版的訊息,想來足堪告慰其文學生命。

葉笛漢譯、呂興昌編訂、楊熾昌原著,《水蔭萍作品集》,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
葉笛漢譯、呂興昌編訂、楊熾昌原著,《水蔭萍作品集》,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

隨著作品集的出版、《風車》的出土,近年有越來越多讀者對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文學史產生興趣,連帶也使得楊熾昌和風車詩社漸漸受到注視。雖遲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原有的輪廓日漸清晰,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獲得不同的評價。甚至,出現各種不同角度的研究者,產出學術論文,以嶄新的眼光各自再現「風車」。更難得的是,2015年導演黃亞歷以風車詩社為主題拍攝了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在國內外影展多次獲獎。

戰後,紀弦曾強調「橫的移植」,以台灣現代詩先驅的姿態,宣稱自己將現代詩的「火種」從中國引進台灣,「一手建立了這個詩壇」。事實上,由於政治權力、語言環境更迭,以致我們已遺忘台灣現代詩發展的文學傳統,然藉由相關史料、研究的重新連繫、喚醒記憶,我們可知台灣現代詩早在日治時期已隨著新文學的發展而起步,且風車詩社所引進的現代主義新詩風正是其中一支。

延伸閱讀

他們的讀者在未來──《日曜日式散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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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是我國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自2003年開館以來,即致力於典藏珍貴的臺灣文學文物、研究出版各類臺灣文學圖書,推廣並展示多元的臺灣文學內涵。希望透過各種路徑,讓臺灣文學回歸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安頓身心的重要力量。國立臺灣文學館:http://www.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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