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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布克獎入圍作品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2018/03/21 17:17:54 聯合新聞網 讀.書.人

如果要談起我的家族,得從那些被偷的腳踏車說起。這事最早可以說到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

文/吳明益

我家族所失竊的鐵馬們 

My Family`s History of Stolen Bicycles

我想說的故事,無論如何都得從腳踏車說起。或者準確一點說,從被偷的腳踏車說起。「鐵馬影響著咱一家伙的運命。」我母親常這麼說。我會說,我母親是個新歷史主義者,在她的記憶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沒有轟炸珍珠港,她只記得鐵馬丟掉這等瑣事。當她用台語說「運命」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這種語言還保存著的一種庶民信念:它把「運」擺在「命」的前面。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能算是個腳踏車迷嗎?或許不能。我並不真的熱愛騎腳踏車,但也不討厭。認真地來說,腳踏車有讓我喜歡卻也有讓我受不了的地方。我喜歡腳踏車的簡單造型,三角結構的車架,前後掛著兩個圓圈。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兩個藉由鏈條帶動不斷運轉的輪子穿越街道、森林、小徑和湖畔更美好的畫面?但我也討厭長途騎乘之後臀部的疼痛感,討厭戴著墨鏡、穿著全套專業配備,自以為很酷卻連仰德大道都騎不上去,挺著肚子,故意把昂貴的車子停在路邊炫耀的單車客。每次在路上看到這樣的人我就希望他們的鏈條鬆脫,輪胎爆胎,鋼絲斷裂。

有時候,我想自己真正著迷的不是騎腳踏車這回事,而是那個一開始被米肖父子(Michaux père et fils)稱為「有踏板的快速的腳」(velocipede a pedales),後來Pierre Lallement再改造成「bicycle」(混合拉丁文的「雙」[bi]與希臘文的「圓」[kyklos])的詞,以及它所指涉的相關物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我遇到不同語族的人的時候,都會試著請他們唸出「腳踏車」:Bike、vélo、cykel、자전거、велосипед、jizdníkolo、……所以我雖然只會兩種語言,關於腳踏車這個詞我卻懂得三十六種,我是腳踏車的多語者。

而在我的成長環境裡,腳踏車這個詞是有地域性的,如果你聽一個人說自轉車那麼他就是受日本教育的人,如果說鐵馬或孔明車那麼他就是台語的母語使用者,如果說單車或自行車那麼他很可能是來自中國南方的人。不過,現在這些用詞都混淆了,沒有辨識性了。

我最喜歡的還是我母親用台語說孔明車、鐵馬的發音。

特別是鐵馬這個詞太美麗了,它結合了大自然跟人力。你可以想像造物主刻意在土地裡留下含鐵的礦石,人們挖出來以後鑄成黑黝黝的碳鋼再打造成一匹馬的樣子。但這世界就是這樣,有時候某些事遠比另一些事更美好,卻偏偏被另一些事取代。鐵馬改成為單車,或者腳踏車,對我來說是愚蠢、文化倒退之事。

我也著迷於鐵馬個體的獨特性,意思就是在某個時代被打造,也只屬於那個時代的鐵馬。我相信有一天有人能編出一本鐵馬史,上頭都用代表性的車種來紀元,比方說富士霸王號元年、堅耐度號元年、幸福牌內三飛跑車元年。從這點來看,你可以說我是個唯物史觀論者:有鐵馬的世界跟沒有鐵馬的世界,演化自不相同。

剛剛講到,如果要談起我的家族,得從那些被偷的腳踏車說起。這事最早可以說到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

如果你對歷史稍有涉獵,就會知道,這一年一月被圍困在旅順口一百五十七天的俄國軍隊向日軍投降,一個月後發生了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場戰役「奉天會戰」,這場勝仗或許讓日本的軍事野心開始變得扭曲也不一定。不久,印度肯拉發生八點六級的大地震導致一萬九千人喪生,而孫中山成立了同盟會;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大英帝國全裝重型火砲(All-Big-Gun)」的無畏號戰艦開始鋪設龍骨,開啟了現代戰艦的新時代。而弗里茨‧紹丁(Fritz Richard Schaudinn)則發現梅毒這種折磨了無數人的黑暗疾病的病原體。

我外公就在這一年出生。

我外公出生並不是什麼歷史大事,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報紙刊登,不過我母親牢牢把我外公的生日和一張報紙綁在一起,或者說,一台自轉車綁在一起。母親說,外公從小立志要擁有一台可以載粟仔、家私,或者未來可以載臨盆妻子到鎮上醫生館的自轉車,這是全然貫徹他一生的志願。而這個今天看起來如此微薄的願望竟是來自於一張舊報紙,明治三十八年陽曆九月二十七日的《臺灣日日新報》。

據說我外曾祖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那張報紙是他到鎮上賣魚時撿到的,既是為這個孩子保留的出生禮,也是一種象徵希望孩子有一天能脫農入仕的期許。它一直被我外公摺成方巾大小,然後用兩層粗布包裹起來,放在一個當時還很罕見的鐵盒子裡。他甚至曾到鎮上請了識字的先生,把那張報紙上的新聞讀給他聽,他因此對他出生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瞭如指掌。據我母親說她第一次看見那張「脆脆,黃黝黝」的報紙時,外公指著右下角刊載的一則小小的,對他而言卻極其重要的新聞,標題寫著「自轉車轉去了」,報導的是台南名醫顏振聲當時騎著自轉車出診,一到便急急進入患者家中,患者認為車子停外邊不妥,於是叫喚僮僕把車牽進房子裡時,居然就已經被人騎走,「如黃鶴不知飛何處去」。

研究日治時代庶民史的人或許會知道,彼時一台自轉車就像一部賓士車,不,就像一棟樓房,被偷的話是能被登到報紙上的要緊事。而這個竊盜新聞讓我外公一生如斯感慨:「我出世彼一年,竟然已經有人有鐵馬予人偷提(thau-théh),真正使人欣羨(him-siān)。」

我外公死於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的那一年,彼時他正當壯年……原因也是一輛失竊的自轉車,只是那依然不是他的,因為他一生並未擁有任何一輛自轉車,他沒能完成自己的立志就死去。而我外婆所生的九個小孩都是在小鎮的產婆幫助下接生的,每一個都長大了……這對清貧又失去男家長的農民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幸。

當然,如果你跟我母親聊得夠久,她就會跟你講起我家族裡第三輛被偷的鐵馬,與我五姐的故事。這輛鐵馬就真屬於我父親的了,那也是他的第一輛鐵馬,品牌不詳,型號不詳。

我父親是個「做西裝」的,後來還兼賣牛仔褲。我媽說「做西裝」比較適合我父親的性格,因為他是一個「啞口」(é-káu),只要拿起剪刀、版紙、針線,他可以整天什麼話也不說,我們就只聽到剪刀嘩嘩嘩像流水一樣滑過布面的聲音,或者是針車像採礦台車走在軌道上的聲音。我母親則被訓練成車布邊的女工,她的美麗眼睛因為長時間注視著同一個定點,而總是像在眠夢。

彼時我父親跟母親已經生了四個女孩,貧窮遠不如沒有盼到兒子讓他感覺絕望。有時工作到深更,父親會跟母親提議是否乾脆把五姐送給住在鄉下的一個遠親:「會較(khah)好命。」當初在連生四個女兒的時候,夫妻倆對第五胎曾經做了一個賭注,如果男孩就留下來,不再生了,女孩的話就送出去,繼續生。當時母親因為覺得「運命」不可能如此捉弄她,就答應了。不料第五胎結果仍是個女孩。向來對命運逆來順受的母親唯有對此事硬氣,父親也因為心底的不安而並未堅持。

白天他們因此都工作得更努力、更拚命,但一天做多少件襯衫、西裝是快不起來的,當時即使是一件平價西裝,從量身到胚衣試穿到修改,得花上好幾個星期才能完成,於是我母親便替成衣工廠做家庭代工。據大姐說有一陣子她專門縫製口袋,家裡因此疊滿成千上萬個同一個款式的口袋。晚上他們並沒有放棄生下男孩的希望,為了期待下一胎不再是女孩,我五姐的名字因此被取為「滿」,意思是,夠了、夠了。

不過「運命」的意義就在它的不可保證與它總是能證明人所承諾的一切必不可靠,一年後我母親生下了大哥。由於家裡再添一口,經濟上必然走到絕境,第六個孩子既然是男孩,那麼就是命運裡「多」了一個女孩。

那天早上父親抱著五姐,默默地走向台北車站,準備搭第一班火車帶到鄉下送給一個未能生子的遠親。五姐半夜才喝過一次稀稀的米奶,正沉沉睡在竹籃子裡。初夏的陽光已經升起,城仔內開始要鬧熱起來,而一早就背著大哥出門去市場買菜的我的母親,錢包裡的幾塊錢讓她走到腿痠也買不了多少菜,因此帶著失落的情緒提早回到了家。這時大姐背著四姐已經開始燒水,二姐正在洗米,三姐則幫忙擦櫥窗。大哥在母親的身後,一路哭鬧,就像他的一生一樣,讓旁邊的人無限心煩。

母親以她為人母的直覺,很快地發現阿滿不在。問了大姐,知道我父親帶出去了。過去一夜又一夜的談話倏然浮現,她喊叫一聲「害囉!」就跑了出去,因為背著大哥,跑步是絕對不可能追上火車的,她遂又回頭,把大哥交代給大姐,然後毅然從抽屜的暗層裡拿出鑰匙,打開那個父親每天上油擦拭的鐵馬四角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那天我父親沒有騎著鐵馬載五姐到車站,而是選擇抱著她走去,那或許也暗示出他的遲疑吧?

據我母親說,那是她一生第一次騎鐵馬,也是最後一次。(但肯定她記錯了,或者我懷疑她刻意不提那真正的第一次經驗。)她不可思議地在短短數秒內領悟了騎鐵馬的道理,就彷彿她懂得在大雨時怎麼逆著風勢拉低斗笠插秧、懂得哺乳,以及如何咬緊牙根承受痛苦一樣。騎上鐵馬的她穿過愛棟、仁棟、孝棟、忠棟,騎過北門,在郵政局右轉進忠孝東路,一路騎到「火車頭」。如果當時你正好也路過車站,一定會看到她的洋裝碎花布料貼在濕透的後背,白色襯裙隨風飄起宛如花朵(那件洋裝也是父親做的)。一個字都不識的母親直奔售票口,推開像逃難一樣買票的人潮,問售票員那班可能到Y鎮的火車什麼時候開,在第幾月台?

據說我父親見到我母親時,先是驚愕,繼之眼神充滿愧恨,而後轉為氣憤,嘆了一口氣,把突然驚覺自己運命轉了一圈而開始大哭的五姐交給她。而後一如往常地一言不發背著手,走出車站,我母親則默默地碎步跟在後頭。我父親因氣惱而跨大步伐,母親因為怕跟不上從碎步變成小跑步,因而都忘了有鐵馬這回事。結果就是,那輛相當於小店好幾個月營收價值的鐵馬就因此遺失。

沒有人知道我父親對此事的看法,因為我父親一生從來不表示任何看法。他看報紙卻不評論時事,不陳述往事也不附和我母親陳述往事,彷彿他已經將回顧自己人生這回事賣給了誰,一切都與他無關了似的。

直到現在,這件事都是我思考時間的具象與抽象觀點的材料。從線性的時間看來,列車誤點了一分鐘,我母親騎鐵馬比跑步快了二十分鐘,這二十一分鐘,讓我五姐得以留在這個家庭裡,這是我們家族史的具體事實。但從時間的抽象概念來看,那二十一分鐘從未逝去。它成為我母親幾十年來反覆跟我五姐抱怨,以及跟我們全家重述、聲稱她如何受苦,藉以索討安慰的話題之一。那二十一分鐘以及我父親底眼神,都將成為這個家庭彼時如何貧窮如何悲傷的見證,儼然也是愛的見證。

而那個幾乎要排擠走我五姐,睡在竹籃裡,渾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我家第一個男丁──我的大哥,則讓我父親丟掉他第二輛鐵馬。不過,那是十六年後的事了。

我父親丟掉的第三輛鐵馬,則是關於我。

我是家中的么兒,而且是和兄姐年紀相差很大的么兒,我是母親在決意不再生產的十四年後,才意外出生的「尾仔囝」,因此所有我講的事情不可能是親身經歷的,而是聽來的。大部分來自我母親的主述,一部分來自我姐姐們的補述。

而我的出生落後他們的時代太久了,我遠遠落後於父母的時代(他們都超過四十歲才生下我),甚至也落後了我哥哥姐姐一個世代,只能站在那裡望著時光把我排除在外。他們總喜歡跟我說,「阮較早彼時陣」商場如何如何,然後結語就是「你毋捌(bat)」、「你上(siōng)好命」。這總讓我不服,憑什麼我就不能經歷父母那個大時代?憑什麼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窮的時光裡,在商場的頂樓跳橡皮筋?憑什麼我就要擔負「上好命」的污名?

長大以後,我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聆聽他們轉述,然後用文字重建那個「較早彼時陣」,藉此與他們同步長大(在文字裡我既和母親同步長大,也和哥哥姐姐同步長大)、同步受苦、同步歡笑。比較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跟父親一起長大,他對自己說得太少,他與媽結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祕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樣一片空白。

書名:《單車失竊記》作者:吳明益出版社:麥田出版日期:2015年7月...
書名:《單車失竊記》
作者:吳明益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5年7月2日

而意外的是,我因此成為一個替各種雜誌寫文章,偶爾也會被稱為作家的人。當然我的母親一開始是藐視這個職業的(她曾經很希望我能當律師),現在則是懷疑這個職業。(對她而言,沒有製造出什麼具體的東西卻又有錢可領,這樣的人實在是很可疑。)

我有時會想,寫作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職業,社會如何容許一群人使用人類自造的一種符號體系,去編寫故事,並且從中牟利?而這個職業的人又是如何扭曲、打造、鎔鑄字詞的意義,得以讓另一個人閱讀到的那一刻,感到激盪、低迴,乃至於像是受刑?

我得誠實地說,做為一個寫作者最基本的字詞感受力,我受惠於母親最多。在她那裡,我開始知道語言的力量,她讓我真正學到那些抽象詞彙。比方說,關於「愛」這個詞,字典沒寫到的一個用法,就是我從我母親那兒學到的。她在提及與父親早年貧苦生活故事時最常見的一個註腳是:「恁(lín)攏毋知影,我的犧牲是偌爾(guā-nī)大。」她是我認識的人裡頭,最常自我評價的人,而她對自己人生最核心的評價就是──她為這個家庭做了極大的「犧牲」。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祈使句是,我們必得要同等量地愛她、關心她。

許久之後我才約略懂得,我的母親口中「犧牲=愛」,這是她一輩子教會我的最深沉、最嚴肅,也最隱晦難解的等式。這使得長大以後我發現自己很怕講出,或者聽到「愛」這個字。因為當「愛」出現,與之對稱的「犧牲」也就出現了。如果有人為你犧牲並不會讓你感到雀躍,同樣地,當你為別人犧牲的時候,也經常不是為了什麼值得歡慶之事。犧牲是愛的證明,而愛是犧牲的結果,反之亦然。我在想,這會不會是我始終難以開口講「我愛妳」的緣故?

●本文摘自麥田《單車失竊記》電子書

吳明益 Wu Ming-Yi

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

曾五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兩度獲「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並獲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Time Out Beijing》「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作品已售出英、美、法、捷克、土耳其、日、韓、印尼等多國版權。

2018年以《單車失竊記》入圍曼布克國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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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閱讀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瞭解自我與所處。我們閱讀以求理解或啟迪。我們不得不閱讀。

《閱讀地圖——人為書癡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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