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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父親,不是容易的事 ──《索爾之子》

2017/10/12 16:59:25 聯合新聞網 讀.書.人

明明知道主已經拋棄了你,你卻還要堅持給孩子一個葬禮──這是人在強迫上帝歸位的舉動,亦即要求神重新成為人類的父親,重新為人的存在負責。

文/廖偉棠

父親節的凌晨,想看一部關於父親的電影,於是打開了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索爾之子》(Son of Saul),之前一直未忍心看。然而電影的殘酷還是遠遠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所謂「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哲學家阿多諾),本質上是說:納粹的滅絕大屠殺使一切文明的意義都成為虛無,即使寫詩這一文明精粹行為也與野蠻無異,但為什麼人們還要寫詩呢?詩與藝術是否為奧斯威辛所留存的遺物中唯一可能否定野蠻的行為?

在《索爾之子》裡,我們同樣可以說:「奧斯威辛之後,親緣是無效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利益聯繫,是建立文明的第一步,而與生俱來的父子、母子等關係則是這第一步中的第一步,誰也無法否認,直到奧斯威辛這種滅絕營的出現。

電影的主角索爾,是滅絕營裡所謂的「特別隊」成員,任務是協助納粹處理被毒殺者(主要是猶太人)的屍體,以換得比後者多幾個月的苟延殘存──正是在這幾個月的大量面對死亡中,索爾壓抑人性,對死與愛都麻木了。直到一天他決定成為父親,承擔一個猶太父親的責任,嘗試以嚴謹的宗教儀式去體面地安葬一個被他指認為自己兒子的少年。

選擇成為父親,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尤其在奧斯威辛之中,現實上,索爾需要偷出和藏匿少年的屍體,繼而在一個個營地尋找可以主持宗教儀式的拉比(Rabbi),而且要在極短時間完成這一切然後安葬屍體(猶太教戒律強調人死後二十四小時內入土為安)。而這只是現實上的艱難,更深處的艱難是他作為父親的這一舉動受到了同伴們的強烈質疑,他為死者做的事情在已經麻木於死亡的生者眼中不但多餘,而且會危害後者,實際上,索爾的舉動的確影響了特別隊的秘密起義,最後甚至導致了倖存者的全軍覆滅。

索爾的同伴質問他最有力的一句是:「他是你的誰?為什麼要為一個死人犧牲活著的人?」而索爾的回答是:「我們早已死了。」熟悉索爾背景的難友諷刺地指出,索爾根本沒有兒子,索爾沉默了,但繼續履行他認為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這到底為什麼?歸根到底,他是為了反抗死亡、反抗作為死亡的定義者的奧斯威辛。

在這裡,上帝一如尼采所預言,貨真價實地死了,地獄一般的存在表明了救贖的不可能,猶太拉比帶領大家進行的飯前祈禱被諷刺為召喚死亡天使。在上帝已死的困局中,索爾只能自己再生為上帝。舊約聖經裡,先知亞伯拉罕獻祭自己的兒子以撒而取得上帝的信任,索爾試圖索回這一父親身分,當他指認的兒子已經成為獻祭之後。

書名:《異托邦指南/電影卷:影的告白》電子書作者:廖偉棠出版社:聯經出版...
書名:《異托邦指南/電影卷:影的告白》電子書
作者:廖偉棠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26日

有人認為索爾的覺悟來自目睹神蹟:那個少年竟然在納粹計算精密的毒氣滅絕中短暫地存活下來了,他短暫的再生成為了其他苟活的特遣隊猶太人的對比。索爾在目睹他被納粹醫生摀死之際無能為力,之後卻選擇了不惜一切代價去為少年舉行葬禮,關鍵在於,他必須通過這樣來令自己獲得精神再生,也就是令「父親」/「神」這一概念再次獲得意義,精神獲得意義,就是對奧斯威辛的野蠻的堅決否認。

明明知道主已經拋棄了你,你卻還要堅持給孩子一個葬禮──這是人在強迫上帝歸位的舉動,亦即要求神重新成為人類的父親,重新為人的存在負責。索爾的舉動帶有詩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他幾乎是帶著強迫般懇求隊伍中隱藏的拉比來為他「兒子」念誦葬禮的神聖祈禱(Kaddish)經文,也是一種強迫文明歸位的行為,而那個希臘人拉比跳進水裡,是因為聽到索爾念叨的經文突然醒悟自己是神選的人卻淪落至此而採取的最後一次捍衛人類尊嚴的自殺。

十多年前有一部關於父子之情最盪氣迴腸的愛爾蘭電影,叫《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今天這部匈牙利電影《索爾之子》也可以稱之為《以子之名》。索爾因為對兒子的執著而成為了集中營裡的異類,誰也難以認可這種執著是對必有一死者的救贖。然而救贖本身往往就在徒勞的執著中誕生,這和現實中的掙扎無關。如果說索爾執著於為死者舉行宗教儀式是無用的,那麼那個嘗試拍攝集中營的人和用筆記錄集中營的人不也是徒勞的嗎?但他們的相同之處就是:不能讓死白白的死去,不能讓記憶湮滅。拍攝關於極權暴政的電影,其意義亦然。

根據維基百科,在納粹魔頭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回憶錄裡有這樣的記載:當毒氣攻擊進行完畢,特別隊會移走屍體送去火葬,其後負責添加燃料撥旺爐火,排出過剩的脂肪,並翻動「如山的燃燒屍體」……赫斯發現特別隊的驚人態度,儘管他們「深知……他們也將會是相同的命運,他們設法履行其職責」,「在這樣無疑的方式,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是滅蟲者」,按赫斯說,偶爾他們會碰到近親的屍體,儘管他們「被明顯地影響了,……但從沒有導致任何事件發生」。赫斯舉例說一名男子從毒氣室搬著屍體到火坑,發現屍體是其妻子,但他表現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Hoss, Rudolf. “I, the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圖片來源:imdb.com
圖片來源:imdb.com

在極端狀態下,這名男子的表現是「正常的」,反而索爾的舉動「不正常」──這一點不但索爾的難友如此認為,在中國豆瓣網站的影評欄裡過半的觀眾竟也這樣認為。可以說,正是這種否認人類文明正常情感的行為,成為了納粹滅絕人性的幫凶。「在這樣無疑的方式,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是滅蟲者」是真正滅絕者給自己找到的絕佳託詞,特別隊成員越是麻木,就越是給納粹提供瞧不起他們、覺得他們是低劣民族的「證據」。

結果是索爾最不可能的行為:成為一個負責任、有尊嚴的父親,成為了唯一可能對前者的反抗。索爾最後一次成為「父親」,是在難友們逃出集中營後,在一間廢屋暫歇之時。一個波蘭男孩發現了他們,當男孩與索爾目光相接觸,索爾露出的微笑與此前他為「兒子」清洗遺體時的微笑相若。

毒氣室復活的猶太男孩,被納粹醫生摀嘴而死;發現「逃犯」的波蘭男孩,倉皇逃跑之際也被路遇的納粹軍人摀嘴,最後活下來了。在他們背後,是大規模的無意義的死亡,我更願意相信,索爾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死亡之外仍然可以延續的生命,在虛無之中仍然可以信賴的信仰,我也相信,這是每一個父親都願意相信的。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異托邦指南/電影卷:影的告白》

作者簡介:

廖偉棠

1975年出生於廣東,後遷徙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現暫居香港大嶼山島,四出遊歷。全職作家,兼職攝影師、攝影雜誌《CAN》主編、文學雜誌《今天》詩歌編輯。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及創世紀詩獎。曾出版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裡的浪遊》、《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八尺雪意》、《半簿鬼語》等,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衣錦夜行》,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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